【编者按】议报刊登过若干余东海先生的儒家立场的政论文章，这里是一篇对儒家文化进行批评的学术文章。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儒家的态度，议报都希望能促成不同意见的对话，这里发表的文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发现在21世纪的当今，许多的社会似乎又重启了对传统文明的保护，如中国为例，近些年，高中生大学生掀起了‘国学热’，论语的诵读声犹追唐宋之盛。这一趋势可以理解为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和教育高度发达条件下人们的民族认同构建（identity construction）、文化复制（cultural reproduction）的产物[1]，也是一个受中国政府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结果。 自中央宣传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传统文化宣传正式成为国策[2] 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警惕对于国学的推崇。我认为如果古书不能带给我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又不能提高对历史规律的认知，而只是培养了咬文嚼字、唯经是循的习惯的话，实在没有必要读它。 我要说明：研究古代历史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又诚信地希望中华之衣冠可以重拾旧荣，是以我并不反对古史、古文的教育。Boris Johnson、Dr. Fauci、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都是知古而可以成功于世的名人，但他们看古书，实在不是要学会某某圣人的’伟大思想‘，也不是为了推捧一个只有少数人获得教育与参政权利的古代社会，他们成功是因为可以把古书所言变成灵感的源泉，可以学会分析、考虑时代与社会之间差异性的能力。 对于古书的解读，有两种：1.把它放在历史背景下理解其思想于其时代的关系，2.咬文嚼字、以其正确性为出发点来说明之[3]。 什么叫“以其正确性为出发点”的研究？为什么说这种方法论腐朽而老旧呢？ 只要是传统社会，任何国家的文献，都是文明认同的一渠道，必定是由其神圣性的。Benedict Anderson有《想像的共同体一书，言所谓‘国家’应当是一地区普遍虚拟的思想认同，以南宋为例，“儒学“就能够使得广东人与成都人相互认同[4]。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又把朱熹《四书集注》拿出来作为科举考试内容，这样子原本分离已久的中国南北得到了文化上的统一，又可以消除汉人对蒙古异族的排斥性，清朝也是这么做的，通过文字狱来让消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把其对国家的认同改造成一种对朝廷对无条件认同[5]。可见儒家文化在此刻已经是统治者的工具了，自然对其文献的否定是‘政治不正确的’。 因为儒家文献有其神圣性，原本历史上不光彩的地方在后世的解读中是会美化的。比如我们发现，随着宋明清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对孔子事迹的白化也越发显著。要知道孔子大半辈子的仕途是不成功，首先是他不受用，“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七十当虚数讲），《子路》篇孔子感叹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后世就用这个比喻贤才不受用，也不考虑孔子的政治主张本身存在的问题；其次是孔子在鲁国推崇礼义的失败，“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于是《论语·宪问》有人质疑他说：”丘何为是栖栖，无奈为佞乎？“（案”栖栖“通”济济“），意思是你雍容打扮这番，不就是无用功吗？，后世看《论语》这段，不看孔子并没有让鲁国富强，而是反过来批判质疑者的固执[6]。 不光对过去的美化，这种对文献传统的尊重会让很多学者不加辩驳地接受古书中一些荒谬的说法。光不说太久以前，就算是清代考据盛行的时期，章学诚《文史通义》还会认为：“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还把《易经》和历法归为圣人的创作，明显就是取自《易》“君子以治历明时”句子[7]。这与我们的历史认知大相径庭，考古发现陶寺遗址有天文台，显然是皇家资助的观天场所，神权统治者思想垄断的工具；安阳的甲骨，‘尹史’官刻字刻多了，自然就会出现一些规律性的理解，孔子把它世俗化成人世间的道德规律，这些跟‘圣人’一点关系也没有，都是后世儒生的想象。这就和19世纪以前西方社会中很多人信《圣经》的故事、很多保守伊斯兰教徒信《古兰经》的传说、“正统”犹太教徒（Orthodox Judaism）信《妥拉》、《塔木德》一样，都是因为这种文献的权威太大了，很容易就无条件地把它的观点固化。   本文要举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例来丢出一些对其思想的批判，让人们不要尽信古书，要把孔子放到历史现实中看： 述古思想： 于其时代的进步：研究表明，他整理《尚书》，把一些有哲学意义的皇家文献传了下来，这样，原本王室礼仪性的惯用语变成了世俗化生活的准则（比如‘德’，本来是对先王的效法，被赋予了世俗的行为典范的意义；‘信’，本来是对神的倚仗，变成了人与人间的信托）；教授‘诗’，记录了皇家颂诗、贵族吟诵、民家讴歌并让它们并列而行，这样，他提出了‘采诗’以观治的概念，让民歌不再限于闾巷，让贵族意识到要观察民歌所表达的民怨，成为了政治诉求的工具，是民主的进步 其问题：孔子对西周王室天人思想的世俗化，到了战国，已经不再有其原有的价值了。比如汉朝时，儒生的述古对现世的仇视，比如《盐铁论散不足》在国家经济改革部门会议关于自由市场的讨论，面对贫富差距，儒生没有提出如何加强穷人的机遇，没有想到富人本身的惯性，而是要背儒家的经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等等，他们想让贵族自律以回到从前生产业不发达的时候，这完全没有考虑到贵族也是要捍卫‘个人利益’的。后来，王莽还想靠地方官员控制盐铁酒的价格，那大资本家一定是会反对的，所以很快新朝就失败了。儒家述古是想让历史倒退，只想象古代的乌托邦，毫不考虑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精神上的制高点实在不能用于实践。 无谓的坚持： 之前已经说了孔子仕途的失败，所以《史记孔子世家》中邻人评价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孔子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学说不能从现实中改变这个社会。但孔子和他的弟子是要坚持的，直到汉武帝时能占据中国学术的正统。 孔子及其弟子所坚持提倡的‘贤王之治’，可对比苏格拉底，他也相信自己的学说，但最终“家人的幸福”“城邦的福祉”都没有改善，他依然至死不渝其志；帕拉图提倡仁义，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for I would sufficiently accomplish all good things if I won over one single man”，但最终养出了个暴君Dionysius of Syracuse，却仍然不屈不挠。我认为孔子及其弟子、Socrates、Plato之所以坚持，是因为其学说是相信一种看不见的理想，而在它在尚未发生于现世的时候，相信他的人总是可以幻想着将来人们对它的认可，所以会死命地坚持下去，这样我们看到了儒家学说、Socrates、Plato思想的唯心主义特质。 这种坚持都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由于儒家文献对于‘理想’的顽固坚持，自然，你越是发展这个社会，越是和‘儒家理想’‘文武之治’不符，也无怪南宋儒家提倡的修身都是被宋高宗上眼药的。目前需要先进科学和管理知识的中国官场和职场，如果你要提倡仁义道德，有几个人能给你个一官半职？ 宗教信仰不符科学： 《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为什么一种神话的想象能变成真理呢？圣人还要等凤鸟、河图，这让理性分析的人感到窘迫，于是说其实孔子是比喻“大圣之德”“绝异之质”，纯属臆想。要知道出土文物比如凌家滩的玉龟，就可以说明当初孔子真的是相信有‘河图’一类的传说的，那他对这个的期盼。这与前二世纪以后犹太人希冀的‘救世主’有何区别？ 孔子早年‘敬鬼神而远之’，把皇家宗教传统世俗化，但到了老年就天天读《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罕奇怪地要问他：“夫子亦新卜筮乎？”可见孔子老了，理性逐渐衰退，便开始投身于玄学了。《左传》里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那凭什么孔子就不能有晚年的糊涂？   参考资料：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 Continue reading 天宇：关于‘国学热’的一些看法